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赖镇桃 国内配资平台排名
这段时间，美股“七巨头”再度疯狂“吸金”。英伟达、微软为代表的大型科技股，股价和市值不断刷新历史新高。美银数据显示，在今年的4月至7月间，资金正以16年来最疯狂的速度涌入美国科技股。
不过，狂热行情下，有人还是对所谓“美国例外论”保持冷静，甚至怀疑。
“市值并不能真实反映科技公司的研发实力。”欧洲最大科技峰会——全球网络峰会（Web Summit）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帕迪·考斯格雷夫（Paddy Cosgrave）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直言，硅谷巨头很难长久维持所谓的“技术领先”，而DeepSeek的出现恰恰预示着，AI的未来是属于开源模型的。不久前，小摩发布首份对非上市公司OpenAI的覆盖报告，也持有相近观点——在大模型领域，任何生成式AI厂商都难以维持持久竞争优势。
而且，目前美股“七巨头”在标普500的市值占比已达到三分之一，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帕迪是爱尔兰知名互联网科技行业人士，曾任欧盟委员会的欧洲创新委员会大使，长期观察大国的科技竞逐、创新体制。他经常强调，外界低估了中国创新的潜力，尤其西方媒介对中国有着很大的认知偏见和误差。
全球网络峰会创办于2009年，总部设于爱尔兰都柏林，致力于在全球各地主办一系列世界级网络科技行业盛会，其中包括卡塔尔多哈、巴西里约热内卢、加拿大温哥华、葡萄牙里斯本等城市。近十余年来，全球网络峰会已汇聚了超过 100 万名与会者，马斯克、OpenAI创始人奥特曼、“AI教父”辛顿等科技界领袖，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等政府首脑，也都曾来到峰会现场参与分享。
《21世纪》：在今年2月份的卡塔尔Web Summit上，你提出“在全球AI竞赛中，中国赢过了美国”，你现在还坚持这样的判断吗？
帕迪：当然，美国在AI领域的确落后于中国。从全球AI学术研究的文献引用能看到，大部分开创性、前沿的成果都来自于中国，美国只能远远排在第二位。更让人觉得惊讶的是，美国国内有关AI的研究成果，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高质量引用，来自于中国。
美国研究人员偶尔会产生具有颠覆性影响的见解，给一些AI公司带来变革性的推动。但这种优势能维持多久呢？大模型是一种基于数学方法的推理架构，在数学这一块是没有专利保护的。所以，从长远来看，我认为闭源大模型很难持续发展。
我相信未来中国的AI公司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最终大部分技术进步都会开源共享。因为在AI领域，想长期保持某种新方法的优势实在太难了。毕竟别人总能破解模型的代码和参数，这意味着这些技术就会被公开。正因如此，我认为中国AI行业普遍坚持的开源模式，才是正确方向。西方投资者吹捧的“数十亿甚至万亿美金”AI造富神话，恐怕难以长期维系。我认为整个AI领域的技术进步都将广泛传播，因为这种创新必须像《自然》杂志倡导的那样保持开源特性。
《21世纪》：人工智能现在是大国科技竞赛的焦点所在，那在其他科技领域，你认为美国的表现如何？还保持着多大的领先优势？
帕迪：美国在大多数科研领域，都已经失去领先地位了。这不是我的主观猜测，而是机构统计的结果。比如，在《自然》杂志发布的自然指数研究领导者榜单里，中国有七所科研院校跻身前十，美国只有一所上榜的。如果回溯到四五年前，情况截然不同，当时中国仅有两所院校上榜。这种变化速度令人惊叹。再看《自然》这个榜单的前20、前30，乃至前40名，满眼都是中国的院校。还有其他机构统计过全球国家在60多个高科技领域的学术排名，中国在先进材料、通信、AI、能源等50多个关键科技领域，都占据着完全主导的地位。美国只能勉强在8%、9%的关键技术领域，维持领先。我认为这正是未来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世界格局的重要风向标。
《21世纪》：这种惊人的逆转是怎么发生的？在科研领域，中国对比美国有哪些独特优势吗？赢在哪里？
帕迪：具体原因还不明确，但我认为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是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从科技研发（R&D）的支出来看，OECD的数据显示，近几年OECD国家增长低迷甚至出现下滑，中国的增速则格外亮眼。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的企业利润分配机制也存在差异。西方公司往往将大部分的利润用于股票回购等短期操作，而中国企业会选择再投资于技术研发、设备采购。西方人总爱抱怨“中国公司利润太低”，这种说法或许在短期内成立，毕竟许多中国企业更专注于长期投入，持续强化生产能力和创新实力。
《21世纪》：这些观察和刻板印象不一样，之前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强项在1-100的创新。但你认为中国在诸多科技领域赶超美国的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帕迪：没错，这是肯定的。要知道，能源领域可能正迎来历史性转折——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押注两种能源路线的情况，美国依赖化石能源，中国转向可再生能源与清洁技术。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南美和亚洲）的投资动向，他们究竟会效仿美国还是追随中国？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清洁技术的投资增长迅猛，而中国正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因此，除西方国家外的市场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引领能源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美国或许仍停留在过时的模式中。当然，能源行业只是一个缩影，汽车行业也是这样。
而且，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下错注”，把未来放在一个过时的赛道。如果你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的汽车市场，日本丰田公司开始向美国出口更便宜、更省油的车型，其性能远超美国本土车企的产品。美国政府随即指责日本汽车制造存在政府干预，严格限制日本汽车进口数额。
从历史来看，当日本开始在一些产业和科技领域超越美国，美国便经常谴责日本违反规则、窃取技术、欺骗市场，还通过广场协议等手段，竭力损害日本利益。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得逞了，日本随即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如今美国又故技重施，使出了同样的伎俩。
《21世纪》：你怎么看针对中国的科技打压？
帕迪：美国的策略不会成功。首先，中国恰好有着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美国的出口管制反而是把市场拱手让给那些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他们不再需要与美国、日本、韩国等竞争对手竞争。之前，这些年轻的中国公司一直难以立足和争夺本土订单，如今它们突然获得了全球最大市场，自然有了成功的机会。毫无疑问，它们会努力创新，试图超越全球其他竞争对手。
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中国决策者早已预见这一天的到来。他们看到了日本的教训，也记得当年日本和韩国面临过类似的困境。我想中国人已经研究美国的剧本几十年了，他们完全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而且他们准备得非常充分。
《21世纪》：中美是全球AI版图的“双雄”，但近年来，欧洲、日本、中东等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想打造自己的主权AI和基础设施。你认为其他国家也能打造出另一个“DeepSeek”吗？
帕迪：这完全有可能。我想再次强调，无论是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还是混合式神经-符号人工智能等各种AI技术路线，本质上都属于统计学范畴。底层数学原理并非任何机构能独占，也没有人真正拥有这些基础理论的所有权。所以最终，要么是人们破解模型算法，要么企业公开研究成果，AI的技术创新是没有边界的。
说到底，能真正提供优质服务的AI公司屈指可数。这些企业提供的服务价格低得惊人，就像搜索引擎这种全民免费的公共资源——对大多数人来说，搜索服务几乎是零成本的。所以，说到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公司可以掘到多少金、商业前景有多广阔，还是值得再探讨。
《21世纪》：看来你确实不太相信大模型的造富神话，那你比较看好哪些行业在未来十年的长期价值？
帕迪：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航天产业。六年前，也就是2019年，我来中国时，人们总在问“中国最重要的初创企业是什么”，我回答说是中国商飞。我的理解是，波音公司的供应链大多仍留在美国境内，虽然他们不再生产质量顶尖的飞机，但民用和军用飞机出口依然可观。洛克希德·马丁作为另一大制造商，也为美国赚取了巨额利润。而中国这边，这些年采购波音和空客飞机的订单量惊人，这意味着每年上百亿美元的飞机订单流向了海外，所以国产化替代空间很大。而且，我认为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飞机将有望进入全球市场，届时，全球可能会出现价格更便宜、燃油效率更高、运营成本也更低的机型。
另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潜力的领域，是低轨卫星，这主要是为地面提供Wi-Fi和电信服务的。当然，现在行业的头部是SpaceX的星链，但据我所知，中国公司早期部署的一些低轨卫星具备更强的数据传输能力和更快的速度。另外，中国在利用激光进行信息光传输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未来，很有可能出现多家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与星链竞争的局面，这将进一步降低互联网及其他服务的接入成本。
《21世纪》：在哪些行业或领域，你认为存在巨大的泡沫？
帕迪：我比较担心西方世界对AI的过度依赖和看重。这种“泡沫化”的趋势也普遍存在于所谓的“FIRE”行业，即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和房地产（Real Estate）。在我看来，这些行业本应是为实体经济、为那些真正创造和出口产品的生产性经济服务的。然而，由于过去40年间特定的政策影响，西方经济体已经沦为金融部门利益的附庸。
在西方，人们很少会去考虑降低生活和营商成本的重要性。但在中国，政府大力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缩短出行时间和成本，让商务交流变得非常便利和高效。还有我认为机器人技术确实非常重要。看看比亚迪在深圳的超级工厂，美国媒体总爱拿它和旧金山市作比较，来形容比亚迪工厂的规模有多庞大，但因为工业机器人的普及，这座工厂的实际用工人数只是传统工业园区或工厂的零头。从中国制造业应用数据来看，中国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正引领全球发展。这也是中国制造在全球维持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21世纪》：这两年人形机器人在中国的热度比较高，但是技术成熟和商业化落地还要很长时间，一些企业已经在遭遇洗牌，还有一些AI企业的发展也出现一些困难，新能源汽车行业更是如此。市场狂热期过后，企业如何沉淀和活下来？
帕迪：我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潜力，拥有众多市场参与者本身就至关重要。中国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十年后不太可能还有20多家汽车制造商，市场会走向集中，一些公司会失败、被淘汰，一些会合并或被收购，但目前竞争异常激烈。这种竞争将公司内部人员的创新和定价能力推向极限。
但在西方国家，可能缺乏的就是这种公司之间的充分竞争。观察各个行业的公司数量，我们会发现它们正处于历史低点。这意味着市场集中度极高，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科技领域，而是几乎是所有行业。
《21世纪》：那你认为特朗普政府可以修正这种趋势吗？毕竟他在竞选时经常声称要调整过去不公正的利益分配，考虑普通阶层的利益。
帕迪：我认为改变现状的概率大概在0到0.01%之间，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按照美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政策本质上是被游说团体左右的。换言之，你拥有越多钱，能“购买”的政策就越多。
（实习生赵翊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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